台灣製造（MIT）受到關注
經過二十年的投資外流以及產業中空化，受外部推動以及內部拉動因素的共同作用，“台灣製造”（MIT）又重新受到關注。
經過二十年的投資外流以及產業中空化，“台灣製造”（MIT）又重新受到關注。這是受外部推動以及內部拉動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結果。一方面，目前中美貿易戰已迫使在中國大陸的一些台灣企業將生產轉移回台灣。對“中國製造”（MIC）產品加徵更高的關稅、對中國科技企業進行制裁以及重要的是，中美關係持續存在不確定性，都提升了供應鏈多元化的需求。另一方面，台灣政府提出了所謂的“投資台灣”的口號來吸引在大陸有運營的企業回到台灣投資。一攬子扶持措施已在年初啟動，包括優惠租金、低息貸款、就業補貼、簡化的行政程序等等。
令人鼓舞的景象
令人鼓舞的跡象顯示，MIT已開始產生動能。首先，台灣對美國的出口增長明顯。今年1-8月台灣對美國市場的出口平均增長了18.6%，去年增速則為7.6%。台灣與美國的貿易盈餘由18年12月的50億美元擴大至19年8月的79億美元（12個月滾動總和）。美國的進口市場中，台灣份額也有所增加，由一直開打之前的18年6月的1.8%上升到19年7月的2.2%。辦公機械、自動化數據處理設備、電信和錄音設備出口份額的增長最為顯著。
第二，台灣的海外生產比率（OPR）下降。今年1-7月整體OPR降至平均的50.5%，低於2018年的52.1%。尤其是，信息和通信產品的OPR同期下跌整整2個百分點到92%。
第三，“投資台灣”口號下投資申請激增。據投資台灣辦公室的統計，年初至今（截止9月6日）已收到129家在海外有運營的台灣企業的投資申請，金額總計達到5767億台幣（佔GDP的3%）。比如說，世界最大的筆記型電腦製造商廣達（Quanta）,已宣佈拿出42.8億台幣在北部的桃園市收購土地並建廠。世界最大的自行車製造商捷安特（Giant）,宣佈拿出50億台幣在中部的台中市擴大生產線。全球最大的開關電源供應商台達（Delta）,表示未來三年將總計投資132億台幣在台北、桃園、台中和台南。官方估算，2019年投資申請總計將達到7000-8000億台幣，其中1868億台幣將在於年內實現投放。
實際的投資指標也有所上揚。GDP口徑下總固定資本形成（GFCF）在今年上半年同比勁增7.2%，遠超2018年的2.5%。今年GFCF有望實現5-6%的增長，成為九年來最高增速。
MIC vs MIT: 深度研究
我們比較12個供應端的因素來研究當前從MIC轉換到MIT是否具有經濟理性。
人力成本：目前大陸的人力成本仍比台灣廉價，但差距在大幅收窄。2008-18年期間，由於經濟快速增長和人口老齡化，大陸的平均工資年增長14%。相比之下，同期台灣每年的工資增速平均為2%。因此，大陸的工資水平目前相當於台灣的60%左右，在2000年時則為7%。
土地成本：大陸的土地成本比台灣便宜，而且差距依然很大。儘管過去二十年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大陸整體地價激增，但台灣地價因供應緊張也出現上漲。正如圖表1所示，大陸主要城市的工業用地價格依然遠低於台灣同類城市，約為台灣的10%。
能源成本：兩個經濟體之間的能源成本並無明顯差異。由於經濟強勁增長以及大宗商品的旺盛需求，過去十年大陸的電價和燃油價格出現了穩步上漲。台灣已經面臨類似的問題，但主要是由於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帶來的傳導效應，以及島內核電依賴降低的因素。
物流成本：物流成本並無十分大的不同。港口/機場運力以及高速公路網絡的擴張幫助大陸提高了運輸效率，降低了相關成本。世界銀行的物流績效指數將中國大陸列為全球26位，與台灣比肩。
交易成本：大陸的機構交易成本相對較高。得益於穩步的改革和去監管，中國大陸在世界銀行的營商便利度調查中的排名出現了顯著提升（2019年為46位，2007年為93位）。但與包括台灣在內的本地區相對成熟的經濟體相比，仍為落後。
融資成本：大陸的融資成本始終高於台灣，反映出大陸旺盛的借款需求和偏緊的流動性條件。過去十年，3個月期SHIBOR和TAIBOR之間的平均利差寬達300個基點（若經通脹調整為160個基點）。目前，大陸的1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為4.25%，台灣的基準貸款利率為2.64%。
匯率：自2005年人民幣正式不盯住美元以來，在大陸的出口商一直面臨著貨幣升值帶來的額外成本負擔。但近幾年事情有了變化。由於2015年匯率改革，經常帳盈餘收窄以及最近與美國的貿易戰，2016年以來人民幣的升值壓力已經減弱。人民幣與新興市場其他貨幣的聯動性增強——18年1月至19年8月期間，美元/人民幣和美元/台幣的關聯度高達0.94。
稅收成本：大陸的企業稅負儘管因穩步的財政改革而不斷下降，但依然相對較高。目前大陸的企業整體稅率為25%，比台灣高出5個百分點。若考慮到僱主的社保繳納，這個差距甚至更大。
關稅成本：大陸的關稅成本較高而且處於升勢。大陸對進口品徵收的加權平均關稅稅率為3.83%，台灣為1.86%（世界銀行，2017年）。由於近來與美國的貿易關係緊張，中國同美國的貿易關稅大幅提高。根據我們的估算，截止9月19日，中國對美國出口品的加權平均關稅稅率上升到了15%，到19年12月勢必會進一步上升超過20%。
生產率：生產率提高有助於抵消工資增長，保持單位人工成本穩定，因而提升製造業競爭力。按照每名工人的產出來衡量，2000-08年大陸的勞動生產率每年平均上升9%，遠超台灣的3%。然而，這不足以抵消大陸較快的工資增長。而且目前大陸的勞動生產率水平仍相對較低（為台灣的1/3）。
自動化：自動化是提高生產率和應對勞動力短缺問題的必要途徑。儘管台灣的製造商近幾年已經開始在其大陸工廠安裝自動化設備，但在台灣也是如此。台灣的總體自動化進程要比大陸快，這從機器人密度等指標中可以判斷。
知識產權：知識產權保護是創新、技術進步和生產率提升的基本。大陸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比較薄弱，這是目前與美國的貿易糾紛的一個關鍵問題。台灣擁有相對健全的法律制度來保護知識產權，這從國際調查中可以發現。
總之，在上面討論的這12個供應端因素中，就目前的人工和土地成本而言，大陸仍比台灣具有更大的競爭力，不過人工成本差距在大幅收窄。台灣在其他幾個領域包括融資/稅收/關稅/交易成本，生產率水平，自動化程度和知識產權保護中表現突出。
因此，從MIC轉換到MIT對於高價值、低勞動密度的工作來說更為合理。台灣企業利用台灣成熟的勞動力、強大的技術能力以及發達的物理和軟基礎設施在島內生產高端產品是明智之舉。
與此同時，對於出口美國市場的產品，MIT應是正確之選。美國對中國出口品加徵的高額關稅對大陸的台灣企業的利潤率影響重大。具體來說，大陸工人目前賺取相當於台灣工人60%的工資，這意味著節省40%。若假設人工成本佔總成本的1/4，那麼總的節省將是10%。不過，這會被美國對中國出口品加徵的15-30%的關稅所輕易抵消。
MIT的興起並不意味著大陸將會失去作為台灣企業主要製造樞紐的地位。對於具有較高勞動內容以及/或針對大陸市場/非美國海外市場的產品來說，在大陸進行生產仍具有意義。
最後，不論MIT能否普遍興起，未來更為可持續的基礎將會取決於在台灣如何應對勞動力和土地問題。有效的措施將會包括進一步促進自動化技術的運用、放寬外國工人就業規定、打壓土地囤積/投機活動、增加工業園區公共土地供應等等。